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从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到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一共621天。这621天，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作为“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个小山村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孕育形成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主要体现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政治协商、团结合作的民主精神，立规严纪、集中统一的看齐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历程上铸就的一座精神丰碑，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一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成为新时代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公仆精神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西柏坡时期，如何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取得革命最后胜利，是当时的“历史之问”。面对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满足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成为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当时最重要的体现。这一时期，我们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农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提到战略高度，在解放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满足了农民获得土地这个最根本的利益需求。开展“土地还家”，广大农民全力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使国民党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子送到战场上”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

　　西柏坡精神代表着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西柏坡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不敢不失时机举行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敢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党面临的重大战略抉择。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对革命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进行的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而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的是反人民、非正义的战争。因此，尽管国民党拥有军事力量对比上的明显优势和先进的美式武器装备，表面上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自为战、人心涣散、无心恋战。与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众志成城、士气高昂、敢于斗争、艰苦作战，骨子里有“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和深厚的为民情怀。怀着坚定的信念，在力量还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刘邓大军以一往无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千里跃进大别山，以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拉开战略进攻序幕。在决战时机成熟时，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攻取对手占领的重要城市，敢于决战敌人强大兵团，指挥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创造了震惊中外的战争范例。

　　在消灭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极力使中国革命止步，国民党为争取喘息时间，提出和谈，图谋“划江而治”。面对历史抉择，我们党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申明无论和谈是否成功，都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敢于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允许革命半途而废的坚定信念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使命担当。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政治协商、团结合作的民主精神

　　西柏坡时期，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制定争取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革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自愿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了社会各界空前大团结。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立规严纪、集中统一的看齐精神

　　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全党向中央看齐的思想。西柏坡时期，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开始大兵团正规作战。我们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变化，提出强化看齐意识，严格自律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多次督促请示报告制度落实，强调这是“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在西柏坡召开的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厘清了各级权力，有效地规范了党内运行机制，维护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颁布《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制度，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赶考精神

　　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历史转折到来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基于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历史总结和深刻领悟，对未来革命和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深刻思考，高瞻远瞩、把握未来，向全党同志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历史命题。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全面规划新中国制度框架与政策设计；警示全党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忧思因为胜利可能增长的“四种情绪”，防止“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即“两个务必”。

　　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之际，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历史命题，决心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久执政，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两个务必”与“进京赶考”的提出，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一次初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长久执政和历史使命的重大课题，丰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建设理论。坚持“两个务必”，有助于党员干部增强“赶考”意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克服革命到头思想和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做到掌权不忘责任重、位高不失公仆心，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自觉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保持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饱满热情。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到执政，从建设到改革，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坚守“两个务必”，践行“两个务必”，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鲜明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使“两个务必”成为我们党推动革命建设改革的传家宝。

　　（作者：王彦坤、储峰，分别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